（芝加哥時報訊）身高超過一米九，一頭長長金髮，典型的西方人面孔，初見林登，外形特徵上鮮明的異質性，讓他很輕易就從人群中突顯出來。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對話的進行，異質性飛速地消泯，面前坐的像是一位老友——林登說一口普通話，或許不那麼字正腔圓，卻流利非常，伴隨著時而開懷的大笑，面部皺紋舒展，準確地傳神達意。他對小麥過敏，沒法吃書店咖啡廳里的西式麵包，卻掏出一包傳統中國零食山楂片來，像一個中國長輩那樣招呼說：“我很喜歡吃這個，你嘗嘗。”
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來留學算起，前前後後加起來，林登與中國的情緣已長達快四十年。自2005年定居大理，也將近20年之久。當年他帶著全家來中國尋找新的事業方向，最後落腳在大理開了一家叫喜林苑的酒店，說是酒店，其實內容很雜，還自覺承擔著方方面面文化教育交流的事。林登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定位，索性叫做Linden Centre（林登中心）。他很樂於以這樣一個“民間文化交流大使”的身份在中國安身立命。
交談中，林登最愛說的一個高頻詞是hope（希望），“中國給了我hope”，或 是“Ifeel hope about China”。並不僅僅是外國友人的客套溢美，如果瞭解了林登的背景和經歷，會意識到他的感受有其來處與蹤跡。身為一個“老外”，不遠千里而來，在中國西南邊境篳路藍縷地創業，都建立在此之上。時隔多年，在最近出版的《尋鄉中國》一書中，他寫下了這長長的故事。
與中國偶遇
林登出生於美國芝加哥一個寒微的北歐移民家庭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他還是個二十出頭的毛頭小伙子，因經濟拮據，只能以半工半讀的方式來勉強完成社區大學和夜校的學業。他做著一份地毯清潔員的工作，未來對他而言是一片渺茫模糊的遠景。一次偶遇，不期然引向他一生的轉折。

那日，他去到一位芝加哥大學教授家中做清潔，教授是個旅行愛好者，去過的地方，在世界地圖上插了密密麻麻的小旗。教授那時剛從中國回來，請林登幫忙把小旗插在北京的位置上，林登對著地圖一片茫然——他從沒出過國，完全不清楚北京甚至中國在哪裡。教授驚訝之余，給他講了中國，並鼓勵這個年輕的“打工人”多出去看看，“甚至不妨考慮一下中國”。
或許真有因緣，不久後在學校展板上，林登看到一條僅有白紙黑字的信息“留學中國——提供獎學金”，簡單得過分。然而有與教授的機緣在先，他對中國兩字留了意。他撥通了中國大使館的電話，不久後便收到通知，可以到北京語言學院（大學）留學。一切順利得超乎想象，他疑惑為什麼選他，大使館的人笑著回答，因為你是“無產階級”，能從這個機會中獲益最多。林登回想起這段奇遇，總覺得不可思議：1984年的中國依然是世界上較貧窮的國家之一，美國則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，可中國政府卻為他這樣一個美國青年提供獎學金，資助他繼續接受教育。這改變了他的一生。林登設想，如果在美國，以他的背景，未來不一定樂觀，也不一定幸福。
林登在北京待了兩年多，過得異常豐富，拍電影、教英語、做新聞報道，當然少不了在中國各處遊歷。像他在書中所引的著名旅行作家保羅·索魯一樣，林登也鍾愛一路看得見風景的火車旅行，喜歡去那些僻遠之處冒險。八十年代的中國，對外國人開放城市有限，交通不便利，旅行環境也堪稱艱苦，林登卻想方設法去到一個個遠方，甘之如飴，也和許多熱情善良的中國普通人交上了朋友。1987年，他獲得了攻讀南京大學—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聯合研究生的機會，在南大校園裡，遇到了他一生的伴侶瑾妮。瑾妮是出生在舊金山的華人，當時恰在南大交流，為了多與她相處，林登說服她和他一起在中國漫遊。後來林登總結說，他們是“在中國的誘惑下彼此相愛的”。
1987年在中國旅行的林登與瑾妮
由於有在中國的特殊經歷，林登後來申請到了斯坦福大學的博士。然而在這座全球頂尖的學術院校，在出身優渥的精英同學群體之間，這個有位文盲父親的前地毯清潔員竟感到還不如像在中國那般自如。加上考慮結婚，他最終放棄了這份人人稱羨的學業，回歸社會工作，嘗試了多個跨文化項目。在與中西兩岸的長期接觸中，他發現，西方人對中國、對亞洲依舊所知甚少，有種種先入為主的偏見，將其視為一個異化的他者。將中國文化遺產傳播給世界，是他所能想到的“為中國做的事情”。因此，他和已成為妻子的瑾妮做了一個毅然的決定：回到中國。
在蒼山洱海之間
2004年，42歲的林登帶著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兒子，裝上全部家當，重返中國。他們走訪了許多地方，一直走到雲南大理。20年前，林登曾造訪過這個夢幻邊城。他們本想短暫停留，沒想到，一留留了一輩子。輓留住他們的最主要因素，是喜洲鎮上一座古老的宅第。它曾是民國時喜洲富商楊品相的私宅，建築深邃，設計精美，充滿了濃郁的白族特色，讓林登夫婦一見傾心。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，他們小心翼翼地修復了這座舊宅，2008年5月1日，“喜林苑”開張了。

設在大理喜洲楊品相宅的喜林苑
喜林苑是一座接待旅客的“酒店”或“客棧”，你可以在旅行網站上訂到客房。從建築、傢具到角落的佈置，都是低調優雅的中式風格。紅色後牆外的田園風光，已成為遊客們最愛打卡的景色之一。但又不止如此。林登會親自給客人講述大理、喜洲和宅第的歷史，喜林苑會組織各種活動，帶領來客們深入瞭解當地文化，包括書法、麻將，製作扎染、甲馬、喜洲粑粑等。此外開展五花八門的文化教育項目也是重要內容，這裡有駐店學者和藝術家，有面向大城市和國際學生的田野調查、夏令營，也有面向普通村民的英語角、圖書館、活動室等，日常免費組織村民學英語，還曾把當地的白族女孩送去紐約交流。如喜林苑英文名Linden Centre，就像是一個村裡的民間文化中心。
一切都充滿了偶然性。來中國是偶然，結識瑾妮是偶然，留在大理做這樣一份事業也是偶然。林登喜歡用一句中國俗語來說，他這輩子是“摸著石頭過河”。中國給了他人生轉機，起初他只是想做一份能表達自己對中國的“愛、熱情和尊重”的工作，但究竟是什麼樣子，他也不知道，於是自己“創造”出這樣一個工作來。在他初心裡，這是一種不可小視的民間外交，注重的是與所在地之間、人和人之間的情感聯結，這不同於由高談闊論的精英們主導的、建立在政治利益上的政府外交，也絲毫並不低於它。他有意去做與之相關的一切。
林登本人也的確適合這份“工作”——接觸他的第一分鐘就會確認，他是個很有親和力的人，入鄉隨俗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本事。年輕時代在北京街頭，他就能和看管自行車的長輩阿姨成為好友。如今在媒體採訪視頻中，能看到他走在大理街頭，稔熟地和附近店主打著招呼，他總是伸出一雙大手，笑容滿面地問：“生意好嗎？”外國人的身份並未給他設置障礙，在村民們眼中，他宛然大理居民中的一員，或者一位“洋村長”，不同的面孔下，對家園的深厚情感毫無二致。
何以如此融洽？林登在書里寫到一段，在斯坦福時，精英同學們都有各自的身份標籤以及與之相掛鈎的價值觀，而他卻因不受任何身份的束縛，反而更能接受多元、變動的文化。林登說，這樣一個“林登”的本質一直存在於他體內，但原先在美國，一個打工學生很難有什麼機會去體驗，是來到中國之後，迥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，將體內的本我喚醒了。
體驗文化差異是一回事，舉家遷居的決定不是那麼容易，林登和妻子當時稱得上孤注一擲，投入了所有的錢，“失敗了一無所有”。但這都抵不過誘惑與愛。兩個兒子也在蒼山洱海畔長大了，林登還給他們起了中國名字林峰、林源。父母的“遊牧生活”，充滿激情的冒險，讓他們擁有了特別的童年。照片里，孩子臉上閃著健康的光澤，眼睛里並存著自然鄉野的淳樸和活潑的聰慧。林登說，老二現在在美國學生態管理，大理是他自小熟悉和熱愛的家，他畢業後會回到中國來。

認識中國的本質
三年疫情給旅遊業帶來很大打擊，如今疫情過去，大理美麗的春天復蘇，林登更加快樂地忙碌著。
大理是許多都市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，近些年有越來越多的人來此旅行甚至移居，使大理成為新型時尚的城市文化空間。作為“先行者”，林登一家目睹了大理的變化，商業化給原有的生活方式、社會結構和人的關係都帶來影響。林登理解，這是任何發展都不可避免的，只是當然會有些遺憾——大理最吸引他的，氣候環境還在其次，而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性。
林登欣賞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對於新事物的巨大包容性，但他也由衷希望，人們同樣能去認識“前4960年的中國”，認識中國的essence（本質），“從孔子、朱熹到王陽明，中國幾千年流傳下來的理念能影響世界，這才是中國的文化軟實力”。聽一個外國人講這些，多少會覺得有點錯位，但林登表情認真且充滿激情。他不僅對傳統中國有研習，也諳熟當下中國的敘事。他相信，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，他作為外來者講述的故事，都會有巨大的說服力。“讓人們意識到，政治上的衝突，很多時候只是彼此文化不一樣而已，是可以調和的。”
林登認同中國政府對於鄉村振興的想法，也很樂意把自己所做的事業匯入到其中去，注重加強與當地的聯繫，希望能把最大的收益留給當地人，同時盡量不打擾原有的生活方式。這幾年，喜林苑新開了幾家分店，都經過精心選址，富有傳統氣息，也一如既往傳承著文化項目。林登希望，每一個centre，都能成為一個將人們引向不同文化的全新目的地。